劉鳳雙：各位好，歡迎大家參加本期“共富圓桌會”。民生無小事，枝葉總關情。三位代表扎根基層多年，請和大家分享村里基層治理那些事兒。

　　樊九平：我當了18年村黨支部書記、25年的人民調解員，最深的感受就是村民生活越來越好、矛盾越來越少。平時我除了在村委會辦公，還有兩天在縣人民法院訴前調解室里化解糾紛。

　　我與人民調解員這個職業的緣分，要追溯到20多年前。那時，橋鎮村村民遇到要調解的事情，還得去幾十公里外的法庭。由于路途遙遠、交通不便，有時兩家鬧到不可開交也不愿意去調解。偶然間，我成功勸和了兩戶人家。由于我處事公道，群眾有了矛盾都來找我說和。

　　漸漸地,我摸索出一套調解方法，早發現、早介入、早處置、早化解，及時將農村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小糾紛、小隱患、小問題、小誤解化解在萌芽狀態，有效減少了矛盾、提升了基層社會治理能力。

　　邢衛兵：我們炭廠村位于京西妙峰山腳下，是遠近聞名的生態致富村。北京市委開展接訴即辦改革以來，村干部們轉變思路、主動上前，把村民的事想在前、辦在前，幾乎沒有村民需要撥打12345，炭廠村成了“無訴求”村。

　　雖然不經常接到派單電話，我和同事們為鄉親們“辦事”的經驗可不少。比如，去年冬天的一個晚上，我接到村民電話說家門口的電線桿倒了。我一邊緊急聯系供電所工人到現場處置，一邊和村干部共同封閉、看守周邊路口，同時向停電的村民解釋情況。經過大家共同努力，搶修工作當晚就順利完成。

　　在我們炭廠村，這樣的事還有很多，比如：主動清理村內垃圾、提前檢修補建路燈、清掃道路積水積雪……

　　吳惠芳：農村是個“大課堂”，為探索建立適合城鎮化鄉村的治理模式，我用了10年時間，分四步來解決這一問題。

　　第一步：集中居住。2006年，占地600多畝的農民集中區永聯小鎮拔地而起，永聯人在村里就能買菜、上學、治病；第二步：服務下沉。農村城鎮化既要有城鎮化的基礎設施，也要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；第三步：村企分離，確保實現村企共建共享，同時確保企業市場化經營；第四步：政經分離。成立城鎮化社區和永聯村經濟合作社，聘請經營管理班子，確保集體資產、土地、資本保值增值。

　　要打開封閉的、熟人社會的鄉村格局，實現有理、有節、有序的現代化管理體制機制，必須依靠制度建設。通過這些年的“破”與“立”，永聯村的治理體系基本構建完成：黨建引領、區域協同、群眾參與、依法辦事。

　　許露露：經驗來自實踐。在參與鄉村善治的過程中，大家有哪些好經驗、好做法？

　　邢衛兵：我的經驗是“向前一步”，讓工作跑在訴求的前面。我們鎮村兩級充分發揮網格管理力量，網格員通過走訪深入開展“全覆蓋”排查，尤其針對村居環境、群眾難事等信息進行全面收集、上報、處理，提前了解掌握大家的煩心事。村里無法解決的訴求，村民可以打鎮上的“先鋒熱線”，由鎮主要領導親自調度解決。

　　我們炭廠村之所以成為“無訴求”村，靠的是鎮、村干部向前一步主動“找事”，提前發現問題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。考慮在前、行動在前，進而發動村民自我服務、自我管理、推動自治，這也是接訴即辦持續賦能鄉村治理的關鍵所在。

　　樊九平：基層矛盾調解應堅持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融合，用群眾易于接受的方法，從源頭上消除摩擦、化解矛盾。在調處過程中，民警、法官、檢察官、行政執法人員與調解員協同配合、并肩作戰，與群眾打成一片，說群眾的話、解群眾的憂、暖群眾的心，依法依規、公平合理化解矛盾糾紛。通過以情動人、以理服人、以法育人等方式，我們既能化解群眾的煩心事，又能引導群眾遵紀守法、孝老愛親、文明友善、勤勞致富，達到“調解一案、普法一片、穩定一方”的效果。

　　吳惠芳：農民不會因為物質富裕了，腦袋也會自然富裕。在帶領永聯人致富的同時，我一直緊抓村民素質提升，既補“智”又補“志”。

　　一是抓教育，永聯的未來在孩子，我們引入優質教育資源，讓孩子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優質教育。二是抓文明，要讓傳統農民變職業農民，職業農民變文明市民。最終目的是讓農民在社區生活中發聲，參與民主自治。三是抓公益，2012年我主導建設愛心互助街，讓永聯人在共建中共享。

　　接下來，我們將繼續堅持黨建引領鄉村治理，持續完善“代表大會議大事、議事團體議難事、樓道小組議瑣事、媒體平臺議冒尖事”的議事機制，深入實施數字治理工程，發揮專業化社會組織作用，推動農村社區善治更上新臺階。

　　劉鳳雙：感謝三位基層代表的好經驗。類教授，您認為廣大鄉村走好基層善治之路，可以從哪些方面發力呢？

　　類延村：鄉村善治是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力舉措。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，鄉村治理如何發力，以及如何實現對發展的推動效應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。

　　三位代表結合自身基層治理實踐，提出了既符合當地村情民情，也具有啟示性的經驗做法。除此之外，我認為要充分發揮體制機制優勢，通過黨建引領實現治理鏈條的暢通。特別是要發揮黨組織及成員在“微網格”“小單元”中的價值傳導和行動示范功能，依托治理重心下移、力量下沉和資源下放，充分運用激勵手段，提升群眾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，打通基層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形成治理的輻射效果。

　　比如近年來，重慶市榮昌區以“小院+”模式推動黨建引領鄉村善治，將治理半徑聚焦到10—30戶農家小院，建立到院到戶治理架構，通過整合下沉服務資源、開展小院積分兌換等途徑，有效激發了群眾參與治理的主體意識，有效構建了治理向善和鄉風向善的氛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