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窮溝北，爛背河，疙里疙瘩高家坡。”地處渭北旱塬的陜西省合陽縣溝北村，兩面環溝、土地貧瘠，過去是出了名的窮，大部分年輕人都只能到村外討生活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來，溝北村掛牌成立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，幫分散農戶解決“干不了、干不好、干了不合算”的問題，規劃產業區域，建設產業服務中心，改出一片發展的新天地。目前，全村已培育各類經濟實體、產業大戶47家，集體經營性資產累計達1717萬元。

　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，是繼農村土地“三權分置”后的又一項重大改革，事關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，事關農村社會和諧穩定。2016年4月，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時強調，要著力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。同年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印發《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》，明確要求用5年左右時間完成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。

　　5年來，中央農辦、農業農村部會同有關部門，指導各地積極探索、勇蹚新路，在全國范圍內先后組織開展了5批改革試點。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副司長王賓介紹，目前31個省份已基本完成整省試點，各項試點任務取得階段性成效，億萬農民在改革中有了更多實實在在的獲得感、幸福感。

　　摸清集體家底：“一鍋粥”變成“一本賬”

　　農村集體資產是鄉村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，然而過去不少地方都存在債權債務不清晰、管理臺賬缺失、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問題。摸清家底，讓村集體資產有一本“明白賬”，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第一場硬仗。

　　農業農村部會同有關部門針對痛點難點，制定清產核資辦法，建立集體資產年度清查制度，開發全國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管理系統，指導各地開展資產摸底。

　　海南省三亞市博后村位于亞龍灣國家旅游度假區西南部，近年來集體經濟日益壯大，村民的感受卻不明顯。在這次清產核資中，博后村將審計與測繪專業技術服務結合，繪制成包括村集體土地、流轉地塊及各類不動產信息的“資產一張圖”，經村民代表簽字確認并張榜公示，直觀回答了村民“錢花去哪、地有多大”的疑問。

　　為摸清集體家底，各地因地制宜改革創新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城東村邀請老干部、老黨員、老村民參與到清產核資中，并將農村土地確權與清產核資結合，保證了調查統計的準確性。山西省大同市下車河村結合手機應用，建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信息公開平臺，集體成員可隨時隨地通過手機查詢，實現了智能化、數字化管理。

　　知道了家底有多少，接下來還要確認集體成員身份，明確集體資產屬于誰。

　　“外嫁女、入贅男、離婚女”等一直是集體成員身份確認的難題。位于粵東地區的廣東省汕頭市新寮村集體經濟發展好，現實利益關系復雜，協調難度大。新寮村將解決好“出嫁女”問題作為突破口，利用各種形式做好政策宣傳，開展交流溝通，最終獲得了村民的理解支持，形成了一套依法依規、尊重歷史、兼顧現實、程序規范、群眾認可的成員確認辦法，確保“出嫁女”也能享受集體收益分配權。

　　清產核資讓過去的“一鍋粥”變成“一本賬”，不僅摸清了集體家底，還確認了集體成員身份，理清了集體和農民的財產關系。

　　截至2020年底，全國共清查農村集體賬面資產7.7萬億元，其中經營性資產3.5萬億元，集體土地等資源面積65.5億畝，確認集體成員約9億人，大量閑置資產被盤活，鄉村發展和農民增收有了更堅實的基礎。

　　探索股份合作：“紅本本”變成“紅票票”

　　對山東省臨清市林園村來說，摸清了家底，股權分配和股份合作又成了難啃的“硬骨頭”。

　　林園村地處城鄉接合部，人員結構復雜，在集體收入分配、村民福利待遇上有不少問題和矛盾。面對改革難題，林園村發揮黨支部核心作用，按照“有法依法、無法依規、無規依民”的原則，召開黨員會、村民代表會、全體村民會，公開提問、公開解答、公開評議。經過兩年時間，最終完成了股份量化，成立林園村股份經濟合作社。2020年，村集體收入962.92萬元，村民年人均分紅2300元以上，徹底解決了福利待遇分配不均衡等問題。

　　量化資產搞股份合作，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頭戲，但這臺戲并不好唱。對農村集體資產，過去有農民說是“人人有、人人沒份”，因此對集體經濟不關心，村集體的凝聚力也不強。

　　股份合作有利于讓農民變成集體經濟的主人，但其中卻牽涉復雜的利益分配問題。怎樣更好地兼顧公平和效率，穩中求進推動改革？農業農村部政策改革司二級巡視員余葵介紹，堅持分類實施、穩慎開展、有序推進，從縣級起步、地市推開到全省覆蓋梯次推進。各地結合發展實際，因地制宜作出探索。

　　北京市海淀區白家疃村本著尊重歷史、兼顧現實的原則，通過入社年齡和老股權證兩種手段確認老股權持有人，原始入社股金處置的難點迎刃而解。河北省承德市周臺子村按照“權屬不變、固定回報、允許繼承”的原則，對集體經濟收益進行差異化分配，將股份落實到每個集體成員。

　　為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，各地結合地方實際，探索出了豐富的股權設置類型。既有人口股、勞齡股等，又有因村而異增設的土地股、扶貧股、貢獻股等，有效平衡了各方利益。

　　春天賞花，夏天戲水，秋天采果，冬天滑雪。河南省濟源市承留鎮花石村邊改革、邊發展，探索出股份合作發展集體經濟的3種不同模式，推動形成“四季有景”的鄉村旅游格局，帶動村集體經濟收入超百萬元，實現村民年年有分紅、醫保有補貼，家家無閑人、人人有事干。

　　目前全國已建立鄉、村、組集體經濟組織96萬個，當年向成員分紅700多億元。“分得一分錢，既是一份錢，也是一份權。”越來越多的農民既看得見集體資產，又摸得著改革紅利，關心和參與集體經濟管理的熱情被激發出來，村集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大增強。

　　釋放發展潛力：“沉睡資產”變成“增收活水”

　　花香陣陣，微風拂面，走進遼寧省朝陽市水泉村潤澤花海景區，恬靜的田園風光令遠離城市喧囂的游客倍感愜意。通過實施集體產權制度改革，水泉村將股份合作打造成了壯大集體經濟、增加農民收入的“聚寶盆”。

　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明晰了農村產權關系，激活了農村各類要素，大量農村集體資產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。資源稟賦各異的村莊，在廣袤大地上書寫著各自的改革精彩。

　　擁有豐富菌類資源的云南省昆明市小哨社區，改革后憑借“包山拾菌”的集體經濟運營模式，每年吸引數十萬游客前來，全村旅游經濟收入達800余萬元。“沉睡山林”變成了“搖錢山林”，生態效益也在潛移默化地顯現。“一邊巡視菌窩、一邊當好護林員”，保護山林成了村民自發的行為和不用說的默契。

　　到處是“簸箕田”“雞窩地”的重慶市開州區臨江鎮福德村，通過改革推動了全村土地集中整治，宜機化整治土地2000畝，配置大型農機27臺（套），建成柑橘園3700畝，其中2000畝智慧果園水肥一體化設施實現全覆蓋，一舉摘掉戴了多年的“空殼村”帽子。

　　除了助力眼前發展，改革更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了不竭動力。

　　安徽省宣城市花園村是個典型的城中村，過去有不少上班無崗、就業無技、種地無田的“三無農民”，村子發展一度遭遇瓶頸。推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來，村集體經濟收入增長96.9倍，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5.6倍。

　　不僅如此，隨著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，花園村更探索出股權激勵留人的法子。從村集體股中拿出一部分，對村委會聘請的優秀人才和有突出貢獻的管理人才進行配股。通過薪酬激勵和事業留人，花園村共聘請了11名精英人才，其中大學生村官湯恒云在村里一干就是10年，已經成長為村黨總支副書記。

　　截至目前，全國村集體經濟組織總收入6320.2億元，集體收益超過5萬元的村占比達到54.4％，比2016年提高29.3個百分點。農業農村部政策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楊霞介紹，下一步還要按照“全面確權、充分賦權、有效活權”的思路，做好改革后半篇文章，讓更多農民受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