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者按：圍繞“農業強、農村美、農民富”的目標任務，全國各地發力鄉村振興，走出特色發展之路。為實地了解農村發展的具體情況，記者赴重慶梁平區、長壽區調研，了解農民群體和農村產業的新變化，探討鄉村振興推進過程中遇到的難點問題和下一步發展思路，以期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案例。

　　怎么種田，誰來種田？近年來，重慶糧食主產區之一的梁平區交出了新的答卷。

　　隨著重慶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、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逐步健全、大數據智能化為現代農業賦能，越來越多的人才從城到鄉加速回流，來到這片希望的土地上。

　　蔣麗英的無人機，飛起來了。

　　梁平區，是重慶的糧食主產區之一。本就小有名氣的碧山鎮龍橋村新農民蔣麗英，用無人機灑農藥的小視頻，又在當地微信圈里引發了一陣轟動。許多老農民咋舌：乖乖，田還能這樣種呢？

　　怎么種田？誰來種田？與前幾年相比，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已經不太一樣了。在重慶的田間地頭，年輕的面孔越來越多，智能的設備越來越全。“種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”的情況正在發生積極變化，人才從城到鄉加速回流的趨勢更明顯了。

　　新農民都從哪里來

　　“我們的羅小紅，可是大學生呢，今年才33歲。”

　　“大學生”“33歲”，當地干部嘴里的這兩個詞，很難與面前這名皮膚黝黑、手指粗糙的農家婦女聯系在一起。

　　可能是見多了質疑的眼神，羅小紅不但不惱，臉上還帶著笑，“看不出來吧。剛畢業的時候，我也是個白皮膚的學生妹呢。那個時候，我在實驗室做研究員。”

　　那為啥回來務農，受這辛苦？

　　“經濟賬，不難算。”羅小紅說，“當時在外面，一個月工資不到2000元。回來養魚，一年利潤30萬元。”

　　拖著沉重的魚飼料，走過窄窄的魚塘邊，風里雨里，一天都不能間斷。對120多畝魚塘，羅小紅傾盡了心血。曾經白皙的學生妹，漸漸淬煉成今天的模樣。

　　“日子好著呢。”羅小紅老是笑，她說自己走對了路。

　　“這一片叫川西漁村，是重慶難得的平地，我們建成了1萬多畝的休閑漁業示范園區。一年能產魚1.5萬噸，產值超過6億元。現在，我們在漁產業、漁文化展示、養魚技術培訓、餐飲住宿等休閑觀光旅游方面下功夫，延伸產業鏈，能讓農民掙更多錢。”梁平區農業農村委主任陳澤田介紹說。

　　羅小紅所在的川西漁村，類似平地占重慶農村地形的2%。而蔣麗英的老家在梁平的大山里，這樣的山地，在重慶占到了76%。

　　“你們車開得夠慢，有些害怕吧？”剛一見面，蔣麗英笑著問。

　　剛剛夠一輛車通過的村道，九曲十八彎的路況，路的一側是筆直的坡，另一側是好幾米落差的水田。別說記者，當地鄉鎮干部開車都開出了一身冷汗。這是通往蔣麗英老家的路，她在外打工10多年后，回到了重重大山深處的龍橋村。

　　“2009年，我覺得黑花生銷路好，就拿著打工掙的30萬元積蓄，回來流轉了70畝土地，自己種。”蔣麗英講起自己的創業經，滔滔不絕，“很多農戶想跟著種，沒技術，也缺勞力，我就成立了合作社，提供種地的全程社會化服務。”

　　“從收割機到無人機，我都會用。”蔣麗英不無自豪。

　　干農業，會很辛苦嗎？

　　“打工最苦的時候，我只有10塊錢，要撐一個禮拜。3塊錢買塊大頭菜，每天拿1塊錢買四個饅頭，我也過過。現在再苦，能有那個時候苦？”蔣麗英笑著說。

　　雖然嘴上說自己沒掙到錢，但蔣麗英的攤子確實越鋪越大，從農業的種養，到合作社提供全程社會化服務，她還收購各類農產品賣到城里去。

　　“農業掙的是‘分分錢’。2017年，我的銀行流水有8000多萬元，純利潤也就20萬元。”蔣麗英說，她和幾個伙伴合伙商量，打算給當地的梁平柚打造質量體系，分級售賣。“這事要干成了，農戶和合作社，收入都能翻一番。”

　　像羅小紅和蔣麗英這樣的新農民，重慶已有16萬人。他們的年平均收入比當地農民平均水平高出17%，高的超過50萬元，最少的也有6萬元。

　　有的是高素質青年農民成了種養大戶、家庭農場主和農民合作社帶頭人。也有大學生、返鄉農民工和退伍軍人，紛紛來到這片希望的田野上。“戴眼鏡”的農民多起來了。

　　羅小紅就畢業于一所農業大學，“我們班上，剛畢業大家都想留城市，現在，一半以上都回家做農業了。”羅小紅說，“時代不一樣了，農業也有奔頭了。”

　　新農民優勢在哪里

　　新農民和老農民，有啥不一樣？

　　“以前，是種地問老農；現在，老農可不如新農呢。”陳澤田說。

　　羅小紅的父輩，就曾抱著“肥水養魚”的老皇歷不肯放。“現在肥水魚賣不出去了，這種養殖方式也不對。”羅小紅說，自己反復勸，沒勸住。父親把肥料、雞糞往魚塘一拋，心想，魚能長得更快更肥了吧。

　　“死了1000多斤魚，我都來不及心疼，還得趕緊洗魚塘去。”羅小紅說。

　　現在，羅小紅養魚，自己說了算，用上了一系列自動化設備。投食、增氧都能機器控制。她和丈夫還打算自己設計一套實時監控設備，以后足不出戶，也能養魚。

　　在川西漁村，村第一書記唐仁軍是農業農村委定向派來的干部。他推廣的硬化槽養魚新模式，受到了新農民們的追捧。

　　和水面平靜的傳統魚塘不同，這里22米長、5米寬的硬化槽里集中養殖1萬多條魚。“省地方，就能養更多魚啊；集中養殖，飼料能省20%；淤泥廢物過濾再排入大水塘，排污也少多了。打魚也更方便。”唐仁軍介紹說，“現在我們還開發出能實時監測魚塘數據、自動按需投喂的物聯網系統，打開手機APP，養魚跟玩游戲似的。”

　　回到農村以后，蔣麗英購買機械設備的腳步就沒停過。

　　“我們成立了合作社，水稻‘耕、插、防、收’全過程，大家都能去做。但我也得會，所以這些設備我都買了。今年要對梁平柚標準化篩選，我又花了140萬買機器。”蔣麗英說，“我剛把手頭30萬元買了無人機，要換手機都沒錢了。”

　　“人工背藥箱防治病蟲害，一天最多做30畝地。無人機能做好幾百畝。”蔣麗英說。

　　無人機這么好，為啥別人不用？

　　“智能化設備的使用有一定門檻，尤其對年紀偏大的傳統農民來說更是如此。此外，智能設備的成本還比較高，需要下決心投入。”陳澤田介紹說，以目前較新的一款農業植保機為例，標準荷載10公斤，每小時作業面積達40—60畝，但單機售價超過5萬元。不說會不會用，單考慮價格，絕大部分農民都無法接受。

　　“我們也買了無人機，還專門去深圳培訓了。但確實用不來，花了10萬塊錢，只能放這兒積灰。”在梁平區，一名50多歲的合作社理事長不無尷尬地說。

　　新農民未來在何方

　　走訪不難發現，空心化在農村仍比較嚴重。白天大門緊閉，晚上燈光寥寥。走遍全村，只見幾個老頭老太。據介紹，重慶目前有大約2/3的勞動力轉移，基本上都是青壯年。

　　“以前說農村是‘386199’部隊，現在婦女兒童也少了，只剩下‘99’部隊留守。尤其在一些交通比較便利的農村地區，常住村里的人口就更少了，絕大多數都搬到場鎮居住。”一名當地干部介紹說。

　　“從發展趨勢來看，我們還是樂觀的。‘種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’的情況正在發生積極變化。”重慶市農業農村委主任路偉介紹說，從城鄉收入來看，差距正在逐步縮小，重慶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13年的2.71∶1降低到目前的2.55∶1。重慶農村人才也呈現出加速回流的趨勢，近一年內有53萬人返鄉創業，帶動172萬人就業。

　　與北方不同，重慶山高谷深，溝壑縱橫，15°以上的耕地面積占51%。地理條件決定，重慶無法復制北方的大規模農業、大機械作業。必須走適度規模經營之路。重慶確定的路徑是：鄉村振興，農民回流，不是讓所有人都回來，而是大力培育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，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，通過加強農業品種品質品牌建設、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、促進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、大數據智能化為現代農業賦能，不斷提高農業經營效率，讓新農民的收入相當于或高于當地二三產業務工收入。

　　一些鄉鎮干部也反映，現在不僅農村人口少、村干部也少；還肯留在鄉里擔任村干部的人普遍年齡很大，缺乏先進思路。收入較低、生活單調是農村留不住年輕人的最主要原因。

　　農村人才問題是一個現實問題。采訪發現，前些年的大學生村官，很多就根本留不到村里，都被鄉鎮借走了。再干幾年，又紛紛想辦法回了城市。面對這一問題，很多地方用行政手段來“堵”，比如規定服務年限，但效果并不好。

　　“現在，我們要打破傳統觀念。用市場的手段來解決問題。不求所有，但求所用。我們要把基層黨員、農業專家、致富帶頭人、返鄉創新創業及下鄉人才這五支隊伍建設起來、整合起來。這么一看，農村的人才不減反增。”路偉說，“通過市場主體、龍頭企業的帶動，能有效吸引人才回流。政府部門也會優化農村創新創業環境。”